首页 要闻 舆情 图片 专题 社会 论坛 娱乐 体育 文化 教育 各地 访谈
新华网 > > 正文

张国刚:我为什么写本书关于《资治通鉴》

2016年10月22日 10:23:44 来源: 新华网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我新书《<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读者评论说:“这本书因通俗的讲史方式,一下子将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拉入了公众的视野。张教授不仅关注隋唐历史、欧洲汉学的发展,同时对当下现实问题抱有同样的兴趣与热情。”在我看来,历史本身所展现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可以提供借鉴的。欧洲的汉学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的理论范式和语言学的传统。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建立起程序秩序,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并非重农抑商 犹如抑房价是因为楼市太火爆

    写出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起因是因为MOOC(慕课)这个在线课程学习平台,清华大学教务处和历史系约请我去讲《资治通鉴》。我就想,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方法,展现历史能够带给我们现代人什么样的智慧。我觉得,《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史学名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我们研究历史,重视古代的典籍的史料价值;我们学习历史,更要探讨历史著作本身所展现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对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镜鉴意义。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政权委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最大的成功是把自晚清以来被打碎了的国家政权——以中央集权为基础进行社会资源动员的国家体制重建起来了。

    但是用计划经济取代我们传统发达的商品经济,加上外部的封锁,使文革结束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是最大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有人会说,中国传统不是重农抑商么?这种话似是而非,你看正因为楼市太火爆了,才要抑制房价;正因为商业太发达,所以才要抑商。抑商只是反证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到了政府需要持续压制的地步。从《盐铁论》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发展工商业,而是要发展官府工商业,还是放任民间工商业而已。

    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放开了农民的手脚,重拾了中国人经商致富,勤劳致富的传统理念。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让传统更好地对接现代。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上,谁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迈出更大的步子谁就可以致富。

    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尤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自信和文明复兴的问题。1800年之前,我们与西方文明接触不充分,当我们碰到工业化之后的西方,落后挨打使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都崩溃了,中国人的传统一点一滴地丧失了,拼命想挤进现代化国家也步履维艰。

    传统跟现代有什么关系?“传统”是一种久远传承的秩序,是人与自然、社会形成的一种制度化、习惯性的规范,“现代”是另外一套秩序和规范。如何让“传统”顺利地接驳入“现代”的秩序?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面对工业化的西方冲击时,都要经历的过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在许多时候是通过抛弃和打倒传统来实现,结果是丢掉了传统,也无法进入现代。

    我有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比喻成是一条长江,那么川藏高原的涓涓溪流大概是百花齐放时的春秋战国,先后经历了重庆、武汉、南京等大的文明交汇点。文化长江到了重庆这个地段,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合诸子百家阶段。要注意,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妨碍他吸纳百家之学,所谓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是也,当时的说法叫“霸王道杂之”,为大一统帝国构建了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

    可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个缺点:第一个是它对生命之后的世界缺乏想象,“未知生焉知死”,对事功的过度专注,对心灵的修炼也缺乏系统的思考;第二个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跟利益联系过密,尤其和政经利益联系过密,“经明行修”,取朱紫如拾草芥,儒家会变得虚伪。比如,在秦朝,人们做官要靠军功,到汉朝就讲察举征辟,即考察和推荐相结合。在汉朝,做官是要靠社会声誉和名人推荐的,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就是官位都被世家大族把持,一方面就是人们的道德行为高度目的化、虚伪化。

    儒家自身的缺少,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给佛教入华提供了契机。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特别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雾中”,梁武帝号称皇帝菩萨,唐朝从武则天到唐宪宗、唐懿宗都大张其鼓地迎佛骨。可是佛教征服了中国吗?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就写过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华夏),佛教征服了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子孙,基督教征服了罗马,伊斯兰教征服了本来信仰佛教的中亚。唐宋时代从韩愈到二程、朱熹等士大夫,他们出来救弊,他们的辟佛,实际是通过学习和吸收佛教思想精华,融化到儒家的经典与传统解释中去,其主要载体是对《易经》、“四书”重新解读,这就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长江涌流到了武汉大都市,儒释道合流了。宋明理学的英文就是Neo-confucianism,即新儒学,这个新是相对于汉代儒家而言。到宋明理学时期,我们吸收外国的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个不足,就是对心性的修炼。还有,唐宋时代逐渐完备的用人考试制度,即科举制,改变汉魏变相世袭的推荐制(九品中正),从而弥补了推荐制的造假,比较而言科举制选人是更加公平的。从此,“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成为莘莘学子的“中国梦”,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更为顺畅。

    梁启超说,汉朝以前中国是“中国的中国”,唐宋以后中国是“亚洲的中国”,明清以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就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诸子百家”是滋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汉代做了一番儒表法里的整合。唐宋以后,亚洲的许多宗教文化,包括佛教、“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都传入中国,中国人选择了佛教作为主要吸收对象,佛教是从亚洲另外一个伟大文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国之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尽管也经历了多次废佛运动,但佛教与中国文化高度融合。十世纪之后佛教文明在印度逐渐衰落了,却在中国大放异彩,可是佛教包括禅宗,不可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只是儒学的补充,禅宗也是充分本土化了的宗教。

    到了明清之后,我们碰到西方文明,中国文化的长江驶入南京这个地段。晚明盛清,总体上来说是拒绝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破门而入,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都是国内矛盾和中外冲突的混合反应。到了“五四”、“文革”时期,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尖叫声尤其刺耳。近百年来,面对西方这个庞然大物,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思想反应:第一个即固步自封,晚明盛清时期固步自封,认为中华帝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与西方来往;第二个就是全面西化;第三个就是全面苏化(包括照搬共产国际那一套),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要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最根本的就是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的长江,现在走到南京这个阶段了,这个区段的长江之水,一方面是从重庆、武汉上游自然滚滚而下,另一方面还需要吸纳消化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西方文明也不是单一的,有苏俄传来的红色文明,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吸收的蓝色文明,他们都应该消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长江大河之中,海纳百川,奔腾向前。不要斩断历史,也不要照搬照抄。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2 3 下一页  

【纠错】 [责任编辑: 徐婕 ]
新华炫闻客户端下载
010070080010000000000000011111031119767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