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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龙:立法强化社会对多元化解决纠纷的共识

2017年02月10日 16:24:49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南京2月10日电(魏薇)新收案件1528201件,同比增长8.67%;审执结1471778件,同比增长9.75%。这串数字是江苏2016年全省法院的工作数据。作为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多年以来,江苏法院系统诉立案件都是全国第一,在充分保证审判质量的工作前提下,“案多人少”的现状也成为法院工作面临的一大挑战。

    “社会矛盾纠纷应当有多元化解的机制才能解决,这符合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江苏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后龙在接受新华网江苏两会访谈时表示,在我国,多元化解决矛盾机制的构件正自上而下逐步完善,帮助群众通过更为简单、便捷、高效的渠道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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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矛盾 先调解

    “打官司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李后龙说道。

    在我国,立法过程历经诸多变迁,80年代曾一度强调“有矛盾先调解”,调解不成再到法院打官司。而后,为了考虑维护群众的诉讼权利,取消了“调解前置”,为了方便群众通过司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国家也降低了诉讼门槛。“你去打官司吧”渐渐成为社会倡导的解决矛盾的主流方式。

    然而,新常态下,社会矛盾纠纷类型、特点、规律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客观上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必须多层次和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有利于发挥立法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有利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也有利于促进矛盾纠纷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头治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李后龙表示,他期待省里可以尽快组织开展立法前期调研工作,对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研究,通过立法将常见的、适合通过调解解决的矛盾纠纷,分流到各种非诉讼途径化解,既有利于社会达成共识,更有利于矛盾在基层得到尽快解决。

    调解的效率可接地气、更便捷

    司法途径公正、严谨,但有时并在解决“小问题”上却因诉讼成本、时间成本等原因而成效有限。李后龙介绍,目前人民法院处理的案件里,有相当一部分民事纠纷,比如婚姻家庭纠纷、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继承纠纷、邻里关系纠纷、物管纠纷、交通纠纷,甚至合同纠纷,通过调解解决效果会更佳。

    李后龙介绍,人民调解和司法程序相比有诸多优势。比如,首选人民调解不收费,诉讼要收费;其次,人民调解方式简单、更接地气,可以让当事人尽快找到解决方式。而诉讼的庭审过程往往容易激化矛盾;最后,人民调解可以充分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源,但诉讼只能通过法官审判处理,而法官司法资源有限。

    据了解,目前基层调解组织主要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等。在司法不断探索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经过长期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等涵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首先可以各自独立运行,而且在功能和体系上可以互补衔接,形成动态的程序体系和运作调整系统,得以满足不同性质、类型和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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