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学培养的博士不到我们一线企业?”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困惑,更是我国科技人才配置与产业创新需求错位的缩影

  ◇“论文高产”但“需求滞销”,应用研究与产业实际的脱节,造成科技创新资源的浪费

  ◇基金委推行学科主任轮岗制,旨在维护形式公平的制度调整,为何陷入“公平与专业”的两难困境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圣志 郑生竹 姜刚 谢奔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活科研机构原始创新动能,是突破我国科技创新瓶颈的关键所在。这既需要高层次人才向产业一线加速集聚,也依赖科研成果与企业真实需求精准对接,更要求基础研究获得科研资源的靶向支持。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江苏、安徽、湖南等地调研发现,当前创新生态仍存在三大结构性矛盾: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亲高校远企业”的就业倾向尚未扭转,科研成果评价仍有较大部分陷“唯论文、轻转化”的误区,科研项目评审在专业性与公正性之间仍存失衡。这些问题正制约创新效能释放,阻碍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让博士人才流向创新一线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路径,而人才则是激活这一主体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理工科博士“亲高校远企业”的就业倾向,正成为制约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突出薄弱点。“为什么大学培养的博士不到我们一线企业?”徐工集团原董事长王民提出的“徐工之问”,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困惑,更是我国科技人才配置与产业创新需求错位的缩影。

  人才流向失衡。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7.52万人,流向企业的比例为20%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博士毕业生在工商业界就业比例有些将近一半,超过学术界。这种差异在制造业尤为突出:徐工集团作为全球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全集团博士数量曾长期不足百人,且面临较高流失率;而国内一所省属高校即吸引上千名博士任教。安徽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建波坦言,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企业招聘高精尖博士仍然不易。

  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企业与高校科研生态的显著差异。在职业发展路径上,企业博士面临“双重劣势”:职称评审体系仍由高校主导,企业研发成果难以转化为学术认可;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中,企业申报通道狭窄,资源获取能力远逊于高校。

  “整个集团往往数年才能争取到一个国家项目。”湖南一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企业与高校按同一套标准竞争项目申报,完全无法与高校抗衡。企业难以获得国家科研项目,人才缺少锻炼机会,难以培养出国家级领军人才。

  工作稳定性的差异也让博士却步。高校推行“非升即走”制度,但终身教职的“学术铁饭碗”仍具吸引力。反观企业,研发投入受市场波动影响大,项目周期不确定性高,人才考核更侧重短期效益。这使得博士群体形成“宁当高校凤尾,不做企业鸡头”的判断。

  培养模式脱节。高校人才培育与产业实际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提出,我国工科院校博士中拥有企业工作经历者不足10%,而德国要求工科博士须具备5年企业实践经验才能任教。这种“从实验室到讲台”的培养闭环,导致部分高校教师缺乏工程实战经验——“教汽车应用技术的老师没见过智能工厂,培养的学生怎能设计出先进生产线?”

  教育导向偏差值得警惕。三一重卡产品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溧表示,当前博士培养过度强调论文发表,影响因子、引用率,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未纳入考核重点,也削弱了企业对博士人才的聘用意愿。

  破解“徐工之问”,需要从制度设计、培养模式、政策保障三方面系统发力:

  一是重构评价体系,赋予企业人才“话语权”。建议将企业博士纳入国家级人才项目评审序列,允许企业牵头承担科技重大专项;建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职称评审标准,将技术转化效益、工艺突破成果与论文指标同等考量。

  二是改革培养机制,打通校企人才“旋转门”。推行“工科教师企业经历准入制”,要求高校工科教师须具备2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扩大“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覆盖范围,让博士在读期间深度参与企业项目,将“解决实际问题”纳入学位授予核心指标。

  三是强化政策保障,营造企业就业“优生态”。出台与高校等效的人才配套政策,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消除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待遇差别。

  从“徐工之问”到“产业之盼”,高层次人才流向企业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金石。当企业博士能获得与高校同等的学术认可,高校培养的人才更加契合产业需求,政策红利充分覆盖创新一线,就能更好实现人才-企业-产业的良性循环。这需要重塑教育、人才、产业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让更多博士在生产一线发挥作用。

  让应用研究真正对接产业痛点

  中国内地高校在2024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全球排名前十中占据九席,专利数量远超美国顶尖高校——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一线企业核心技术需求难以满足的现实困境。据统计,2023年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6.8%。“论文高产”但“需求滞销”,应用研究与产业实际的脱节,造成科技创新资源较大浪费。

  评价导向的“唯论文论”仍存。湖南省科技厅副厅长周斌直言:“当论文影响因子、专利授权量成为职称评审、项目结题的硬指标,科研人员自然会选择‘短平快’的理论研究,而非周期长、风险高的应用攻关。”这种导向下,《自然》《科学》等顶刊论文被奉为“学术圣杯”,却鲜有人追问:这些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线的实际效益?

  项目指南“高校主导”忽视现实需求。政府部门或行业机构组织应用技术项目指南编写,旨在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解决企业急难愁盼的共性技术需求。然而,部分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直言,指南提出的技术需求层级偏低,甚至未必反映企业的真实诉求。

  “难以精准对接企业真实需求,是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的关键堵点。”清华大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创新部部长程照说,很多中小企业的需求可能非常具体,加上企业本身科研投入相对有限,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教师开展科研项目。

  尤其是,当前应用技术项目指南多由高校专家编写,“象牙塔内想需求”,且受“圈子文化”影响——某行业专家坦言:“项目评审时,‘师门关系’比技术可行性更重要。”

  资源配置“撒胡椒面”加剧浪费。为追求“普惠性”,部分地方政府将科研经费平均分配给申报企业,导致“公关能力强的企业拿项目,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空对空”,需要支持的前沿技术可能被边缘化。

  让应用研究走出“纸上谈兵”,需从需求定义、评价改革、资源配置三方面重构创新链。

  以企业需求为重要“指挥棒”,建立需求识别机制。刘庆建议,将“企业是否愿意出资”作为技术需求的“金标准”:财政资金主体对企业已投入一定比例以上研发费用的项目进行配套,且配套比例不超过企业自筹部分。

  以成果转化为“度量衡”,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南京工业大学校长蒋军成提出“社会贡献+学术创新+协同创新”的三维评价模型,将技术转让收入、解决企业难题数量等指标纳入职称评审核心权重,创新设置“社会服务型”职称类型。

  以精准滴灌为“方法论”,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提高基础研究项目申报门槛,提高单体项目研发投入强度,较大比例项目提供“产业需求可行性报告”。

  从“论文数量”到“产业贡献”,从“高校出题”到“企业点菜”,应用研究的价值重构不仅是科技评价的调整,更是创新生态的重塑。当企业成为需求定义者、资源分配参与者、成果使用者,当科研人员不再为“论文指标”焦虑,而是以解决产业痛点为荣,科技创新就会更好地跳出“纸上谈兵”的窠臼。打破“唯论文”的路径依赖,建立“需求牵引、市场导向、多元协同”的新机制,就能让科研投入更好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真金白银”。

 让科研评价回归专业本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培育源头创新能力的核心平台,其评审公正性直接关系科研生态健康。为遏制“打招呼”等学术不端,基金委推行学科主任轮岗制,却引发“外行评审”的行业担忧。这场旨在维护公平的制度调整,为何陷入“公平与专业”的两难困境?

  学科主任轮岗制的推行,源于对“学术圈子化”的治理焦虑。在原有制度下,部分学科主任长期深耕某一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专业判断能力,也形成“熟人网络”。基金委试图通过推行学科主任轮岗制,切断利益关联,以行政化的“流动制衡”实现评审公平。

  现实运行中出现新的问题。刘庆是金属材料领域评审专家。他直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主任指派评审项目时,依赖专业的学科背景才能理解细分方向。从刘庆自己这几年被指派评审的项目来看,项目的研究内容与过去相比,熟悉程度大大降低。刘庆坦言,他缺乏评审这些项目的兴趣和能力。

  这种“专业错配”引发连锁反应:为规避责任,更倾向选择“数文章、看头衔”的量化评价,而非深入研判研究方案的创新性;评审专家收到大量跨领域项目后,不得不依赖简易指标快速决策。

  数据显示,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突破30万项,资助率降至16.03%。在“高压评审”环境下,超负荷的学科主任和专家更依赖“论文影响因子+职称头衔”的速成判断模式,背离了“鼓励原始创新”的宗旨。

  科研评价的核心矛盾,在于学术专业的深度与行政监管的广度之间的天然张力。基础研究的细分领域往往“隔行如隔山”,刘庆以“物理学院院长调任体育学院院长”的比喻,指出制度设计的不周。原有制度下,学科主任需深耕某领域数十年,才能准确把握“从0到1”的创新方向,从而能在“看似不靠谱”的海量申请书里发现原创性思路,跨领域后,有些只能按“公式化模板”打分。

  同时,由于学科主任对领域不熟,在“可上可不上”的项目评审中,更容易被“院士推荐信”“单位排名”等非学术因素左右。

  破解评审困局,需在专业判断与制度监督之间寻找平衡点。

  受访业内专家建议,恢复“领域终身制+动态考核”的学科主任机制:对在任学科主任实施年度专业能力评估,重点考核其挖掘原创项目、识别交叉创新的成效;对出现请托行为的,建立“一票否决”的退出机制。同时,扩大“小同行”评审专家库,通过AI算法匹配研究方向相似度达85%以上的“小小同行”,以确保评审意见的专业性。

  构建“技术赋能+全程留痕”的监督体系。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评审过程全链路存证,从项目分组、专家匹配到意见提交,每个环节均可追溯;开发智能语义分析系统,自动识别“过度引用圈内文献”“研究方案雷同”等异常申请,辅助专家甄别非创新项目。

  建立“容错机制+长期评价”的成果导向。基础研究具有“十年磨一剑”的特性,需改变“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考核模式。对探索性强、风险高的项目,可设置“阶段性评估+滚动资助”机制;对未获资助但具有原创价值的研究,建立“备选项目库”持续跟踪。

  从“学科主任轮岗制”的争议中可以看出:应在筑牢专业根基的前提下,辅以技术监督、动态考核、容错激励等多元手段,努力构建“既防人情干扰,又保学术锐气”的评审生态,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为培育原始创新的“沃土”。这是对科研人员创新热情的保护,也是对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的守护。

  (《瞭望》2025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