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知道航空测绘只是现代的事，古来地图的制作从来依靠实地踏勘，直至一个多世纪前仍是。光绪年间的周庄监生陶煦完成了镇志的文字稿，地图的踏勘和目测则依靠了他的儿子陶惟坡。这种用原始的笨拙的方法制成的地图应当是真实可靠的，从它数千年来在军事上政事上起的实际作用便可证明。由此我们必须相信那便是周庄的水与土地的原形——白底版上一个个灰黑色的椭圆形。

    如果风雅一点，你会将它比作一朵朵荷叶，“荷叶田田”，古诗不就将田地与荷叶结合联想？

    如果不那么文雅，你会将它比作屐印，乡下人穿的草鞋留在湿土上的，不就是那么一串一串、歪歪斜斜？

    不管是荷叶是屐印，从它们大都东西朝向排列、大小式样差不太多，你只会想起一个词，人工布局。这时你才会无限惊异地发现，这一个我们称之为大自然的世界，原来早就不那么自然、早就经过人工改造；清光绪年间地图显示的世界，原来早已是一个成熟的人工世界。

    圩田，这一个词，其实早就显示了这一点。圩田就是有土堤包围的能防外水入侵的稻田，地图上那一张张“荷叶”、一个个“屐印”都是人工筑造的圩田。它们的名字当然也都是人精心取的。严字圩、化字圩、龙字圩、东字圩、友字圩……都以汉字命名，似乎就因着它们不可胜数，古人才以同样不可胜数的汉字命名，以避重复之嫌。无数以汉字命名的圩，每个多则数百亩少则数十亩，组成了我们这一带的大地。连乡镇也分别承载在几个圩头上，同里镇，骑跨七个圩头；周庄，骑跨七个圩头；只有我插队过的金家坝镇子因为新建，小一点，骑跨两个圩头。

    说到骑跨，容易使人联想到马，骑跨两圩的是桥，但那桥也正像马似地拱着背，四条腿前后分别跨立在两只圩上。站立在“马背”上看去，你会发现延伸的镇子河道上跨立着好几匹“马”，越远则越小。

    群岛风光，曾有文学家将浮在水中的一块块圩田想象为岛地，将圩田风光想象成暗蓝色的大西洋上的荷兰群岛风光，这并不过份。并且我们可以肯定，时间越往前推，水面越大，“岛地”越稀少，周庄的群岛风光就越明显；时间越往现代，则水面越小，“岛地”越大，连片成块，群岛风格渐渐消失。以陶煦的《周庄镇志》与现代镇志相比，一百多年时间，“荷叶”、“屐印”令人遗憾地已不复存在。这一个圩田世界是从水世界当中捞出来的。水世界没有地图记载，然而水世界确实存在。

　 它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这一地带的史前时期，并且它还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居民，“断发纹身的裸人”。三千多年前泰伯奔吴时，据载见到的就是这些裸人，为了使他们不视自己为异类，从发达的中原地区来的泰伯不得不脱掉衣服，“断发纹身”，与他们亲密相处，以后再设法慢慢地将他们改造。再往前千余年，治水的大禹来到太湖时，据说也碰到过裸人，为了友好，他也是脱去衣服与他们相处。以此推论，比他后来的泰伯也有可能是学他。不过大禹可没有时间想怎么让他们穿上衣服，他治理好太湖后，又穿上衣服一路治水而去，协同治水的裸人在他离去后立庙祭祀。那些庙经数千年不断修建补造竟然遗存到今，不过今人看到的大禹神像却是穿了层层叠叠衣服的。

    从两位大人物来到吴地后都首先改变自己，既可以看出他们的谦虚朴实，更可以看出裸人的自尊自重。裸人自尊自重，那是当然的，因为裸人之“裸”、裸人之“断发纹身”，是面对着水世界之故，是为了更像鱼类，更能适合水中生存。他们这种在险恶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勇气和智慧，应该得到大禹和泰伯的理解和尊重，更应该得到我们这些后人的理解和尊重——不仅仅因着他们是我们的祖先。

    然而水世界也不是吴地的原貌，它只是一段时间的吴地面貌，我们所能瞥见的更早的世界是一片乐土，那是良渚人的乐土。水与土的和谐，良渚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四千余年前就奏开了美妙动听的乐章。

    良渚人，新石器时代在太湖流域生活的人类，因半个多世纪前考古学家在浙江良渚地区首次发现而命名。这种半个多世纪前才向我们逐渐显露面貌的史前人类，尽管考古界至今已发掘了多处重大遗址，有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重大发现，但他们对我们依旧显得遥远而神秘，是他们辉煌灿烂的文明引起的，它大大有别于我们头脑中已成概念的半人半猿的野蛮人。良渚人的许多创造发明在现代依旧是解不开的谜。良渚文化覆盖范围极大，史前周庄当然也是良渚人繁密活动的中心地带，现代周庄人是不是他们的后裔很难说清楚，但良渚人在周庄留下的众多遗存，却明确无误地告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崇高祖先。

    这是一个石犁拓开的世界，巨大而又寂寞的土地早就呈现出它的无限奥妙、无穷生机；呈现出它的无限丰饶、无穷美丽。也即是说耕耘早就开始，这从那些石犁就可以看出。在经过与土地长时间的搏击后，如今它们都静静地陈列在周庄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显示着当年辛勤耕耘的创痕，显示着数千年时光的沧桑，显示着辉煌过后的朴实和宁静。任何人想看都可以看到它们，想看多久就能看多久。

    很多人都是一看而过。石器有打制、磨制之分，而打制、磨制的分别正是旧新石器时代区别的标志。这，初中课本就已经这么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轻巧随便地这么说一说，却很少想一想它们的真实含义。许多人似乎是傲慢地不屑想，而我经过反复想后多少明白，哪怕再使劲想，依然还是肤浅：所谓打制，大概只是将石块打碎后根据碎后形状确定它或作刮削器或作投射器；磨制则不同，它一定要有事先设想，然后才利用“磨”，制造出想要的器具。过程就像现代一样，如此制作出的石器，一定是理想的。

    我们看到的石犁，便是理想的，也即是说它与现代的犁相距不大，都带有一个把，以将它装在原始的木棒或是现代的犁把上；都呈三角形，那也正是破土的理想器形。不同的是，石器时代的犁更带有男性的雄壮气概，更宽大更厚重；现代的则颇似女人尖利的指甲，圆润带旋。使用前者，要将它斜着入土，适当时间抖一抖，让涌压在石犁上的泥土翻卷过来；后者则不需，它犁出的泥土自动就能翻卷。

    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感觉给人是一致的，泥土耕翻时那种生命涌动的感觉。我插队时形同苦役的重劳动有不少，耕田自然也是，因此它是男人干的，我好不容易才捞到一次机会，在一块窄小的田里来回扶一次犁，只有十几分钟，已经使我气喘吁吁。但再苦再累，也抹杀不了它是一种诗意的劳动，给人一种诗情画意的快乐：当你掉头望去，板结呆滞的大地突然生龙活虎起来，大条大条柔顺翻卷的泥土如同无数鸦鹊的翅膀亮闪闪地，波翻涛涌，大地的生命力呈喷射状。我想那时间与我一样握住犁把感到晕眩陶醉的良渚人，肯定也有不少。

    石犁的出现意义巨大，尤其是那么大一把石犁，它长度长30厘米，厚1.5厘米， 而刃口宽竟达42厘米，尺半左右。巨大的石犁是生产力发达的象征，只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怎么才能推动它：除非使用它的人特别孔武有力，比现代人有力！除非已经用上了健牛！

    在我手握犁把陶醉地看身后的大地时，几只“白飘”活泼地在我身前身后边绕飞，一心一意地似要告诉我什么。农人的老朋友，在我之前数千年的良渚人，耕作时看到的也是“白飘”吗？

    按照鸟的形状以及水上生活习性，应该是称作鸥的那种鸟类，但这一带的乡人却爱将它们称作“白飘”，这是古名。在清雍正年间章腾龙所著的《贞丰拟成》、周庄最早的这本志书里就已经这么称呼了，不过那是写作“飘”。史前人称什么，我无可查寻，但白飘这个乡土名字真是起绝了。是鸟的纯洁与飘逸，使不会作诗的乡人也萌生出神奇的诗意？

    周庄一带的田野和湖泊上处处都看得见白飘的身影，连我所住的滨湖的南湖宾馆阳台上望出去也是。田野和湖泊河流如此相依相偎，白飘在湖泊上劳作，一个翻飞就掠上田野。田野种稻，是棋盘格似地一方方水田，田中一样有白飘爱吃的贝螺类水生物。在白飘眼里田野不过是另一种水位更浅、面积更大的湖吧！

    耕耘季节，人忙，鸟也忙。随着男人的犁刃哗哗地将水田破开，随着女人的指尖将一束束秧苗插入田泥，浅土层里受了惊扰的小生物更多地浮出水面。鸟几乎就在耕田人的犁头下飞，就像女人们插秧时，鸟绕着女人的指头飞一样。人鸟时常都在一块田里，鸟比人多，十几个人，周围却绕飞着数十只鸟，数十条轻柔飞绕的白手巾，那真是神话般的美妙场景。

    这竟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永恒场景。也是在周庄博物馆里，与石犁一起，我见到了一只良渚文物黑皮陶罐，那是围湖造田的年代在周庄一个古老湖泊太史淀里发现的。黑皮陶上浅刻着成排的精美花纹，我立即就认出它来，如此流畅灵动，那是鸟纹，白飘的图纹！

    五千余年前的罐子！五千年前的良渚人就深深地注意着这种鸟，并虔诚地在陶罐上记录下来。不光这个黑罐子，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罐子，更有许许多多玉器，都有精雕细刻的美丽鸟纹，鸟对它们是什么？

    是神。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年代，水与陆不断变迁的年代－－良渚人的井既在现代的高阜上有发现，也在现代的湖底深处发现，便是这种水退陆进、水进陆退的不断变故的证明，良渚人的村落不得不也跟着不断搬迁。白飘，成千上万只白飘；当然还有鱼类，数以万计的鱼类，才是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上可居可行的自由精灵。善于学习善于生存的良渚人自然奉它们为神灵，敬奉它们，依恋它们，以它们为祖先为图腾。

    在这片耕耘的土地上，对水的利用早就开始，对水的恐惧也早就开始了。良渚人对水的恐惧便体现在他们的鱼、鸟崇拜上。与良渚人在一块土地上同时代快乐地生活的动物种类有许多，熊、虎、猞猁都是强壮凶猛的肉食动物，也被世界上很多史前部落崇拜，选作图腾。良渚人为什么不选用它们，偏偏选用比它们弱小得多的鱼与鸟，难道不正是出于对遥远的水世界威慑的一种本能的感应性的反抗？这一种预感不幸竟如此准确，距今四千年左右，有着上千年文明史的良渚人竟然真的就被一场大洪水覆灭——这一结果后人是不能接受的，不仅出于情感，也出于理智。毕竟是高度发展的文明，怎会轻易地毁于一场洪水？考古发现也在不断地证实着热爱良渚文明的现代人的预感：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现代人似能见到良渚人四千年前的一条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直至中原。对夏王朝产生有直接影响的二里头文化中有着良渚文化诸多因素，这证明良渚文明已经无可抗拒地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潮之中。

    而在本地，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渺无人烟，尚有裸人存在。裸人和良渚人什么关系，尚无可得知，只知道他们与良渚人有着同样的鱼鸟崇拜。如果他们真是良渚人的幸存，那他们已经成功地模仿了鱼类，将自己变成了更适于水中生存的人类。

    除此还有从中原奔来的泰伯。泰伯奔吴，一讲吴地历史首先便要讲到这件事，如此这般已经讲了二千五百余年，私下里却从来都视作蹊跷－－是从情理上：如果事先他和江南毫无关系，怎会千里迢迢选中江南作他的发祥地？并且怎地又真会发祥起来？有什么必然因素？最近有研究探索他是否是逃出去的良渚人回来的后裔，如此解似无情理之悖了，也可解泰伯来后为何与裸人一起辛勤地开发这个水世界－－是有着良渚乐土的记忆。

    如此乐土，不仅布满着良渚人的稻田、桑田，还密布着良渚人的井群。说到井现代人可能有点不可置信，因为仅仅在不多年前，井还是作为城市文明标志出现着：城里人卫生，喝井水；乡下人不讲卫生，条件也差，河浜里龌龊水乱喝喝——回城的知识青年都这么说。这当然不是说良渚时代大地上已经到处都是城市，或许那时候的城市概念跟今天也不是一回事，但良渚时代已经有井、有很多，却是铁的事实。

    在这片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翻耕的大地上史前井的保存是不可能的，唯有一个地方能，那就是湖底。良渚人时代还是陆地，人烟密集的居住点，陆地沉降后被湖水所淹没，人搬走了，井却留了下来。在数千年来撼动湖盆的水浪击拍中，井如同湖底茂密的水草一样经受着动地涌浪的摇撼，水草便被拔根而起，年复一年中，井的上半截也被冲涮殆尽，入土深的下半截才保留下来。在插队时我和爱珍摇船经过的周庄东面的澄湖，湖底大概曾经有过城市，考古学家发现湖底有数千口古井；在周庄北面的太史淀湖底，仅纵1公里、横0.5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学家们发现有宋、汉井各五口，除此还有六口木井。

    这六口木井正是良渚古井，其中一口现在正陈列在周庄博物馆内。自然是我们从未见识过的井，因为整口井是用整根圆木剖刳而成的。圆木被竖着剖刳成四块弧形条木，每块长二米多，条木上凿有方孔，想来当初是进水及与其它条木系结的口子。这四块条木被系结成一个直径达五十公分的圆筒，筒底也铺有木板，现代人或许可以将它想象成埋入泥土的一只大木桶。

    这“桶”中的水应该是最清洌甘美的水，用木头来保持水质，我从来没听说过，殊不知这是古法。在周庄的另一个名叫“天孝德”的博物馆、王龙官的私人博物馆内，玻璃柜内有几截黑乎乎的枯木，横看竖看也看不出有什么珍贵有什么用途，问了王龙官，才知道那叫缸香木，从前人家放在水缸里避生虫、生霉用的。当然那也只是生活考究的大户人家才这么用，王龙官强调，因为缸香木不是一般的木头，而是珍贵的楠木。

    我不知道良渚井用的是什么木头，从它们留存到今，四五千年还不腐不朽，可以想见那也不是一般的木头。明清时期的大户人家所用的缸香木才数寸长，而良渚人竟用整根大木头作他们的水井，我不能不感叹良渚人的生活更精致更讲究，简直可称奢华。

    生活讲究除了说明物质丰富，还说明文明程度高。良渚时代的水没有工业污染，肯定现代清洁得多，即便也可能有生活污染、禽畜污染、洪涝污染。良渚人连这些污染也坚决避开，不用更方便更取之不尽的河流湖泊之水，而费心尽力开挖、制造木井－－我还没有说有几口井的井底，还铺有尺把厚的蚬子壳用以过滤进水－－良渚人竟然还懂得过滤？！

    每到周庄一次我便去看望一次良渚井，它们的神秘，不仅在井本身，还在井中所捞出的失物－－当然现在已经不能说捞了，只能说挖，井中早已被淤泥填塞。但考古学家从淤泥中挖出的东西，当初正是良渚人打水时失落下井的。澄湖中发现的灵气毕现的鳖形壶，还包括我以前说过的太史淀中出土的飞禽黑皮陶双耳罐，不以国家一级文物这个庄严的标号来看它们，仅以工艺来看，它们的精美，也是现代人摆放在自家红木架上作珍供的，决舍不得实用－－良渚人竟用它们来打水？！

    当初失落下井时，良渚人，我爱把那人想象成一个小姑娘，失望过吗？哭过吗？井水曾经印过她（他）们沮丧的脸；而今（如果还有水的话）印出的该是现代人的笑脸——我们得到了它们，不仅是通过湖底那些井，更通过数千年的幽深的时光之井。

    老周庄地图中显示的世界，起码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是一块人类热土。(赵 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