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经济再战“GDP崇拜”
新华网江苏频道 作者:新华社记者 周国洪 文/摄 制作:楚青
2004年――中国经济大战"GDP崇拜"之年。 从年初"总理报告"主动调低GDP增长目标,到持续全年的对过热投资的遏制与反遏制,直至年终GDP即将水落石出、突破年初目标势在必然――一场跌宕起伏的年度较量,呈现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与沉重。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温家宝总理的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GDP崇拜"症诱发各地圈地运动风起云涌。车行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地界数公里,公路两侧一直是"草盛豆苗稀"的景象。这是途中发现的惟一的一块水稻田。
2004年3月,在一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赫然在座的政协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萧灼基、吴敬琏有一番你来我往的对话。 率先发言、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吴敬琏话音未落,萧灼基立即反驳:"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不要轻言'过热'"。吴敬琏又道:"'GDP崇拜'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萧灼基回应道:"现在有一种否认GDP的倾向。" 萧灼基所指,是2003年末逐渐响起的反思GDP的声音。2003年12月,《南风窗》发表《告别GDP崇拜》系列文章,痛陈现实中"唯GDP"的做法,片面强调物品和劳务的增长,忽视增长中环境与资源的损失,以及人的福利。 这组文章把对 "GDP崇拜"的反思,从此前学界的讨论推到公众面前,一时间,"走出GDP"、"超越GDP"、"告別GDP崇拜"、"终结GDP时代"激扬多少文字。与此同时,"简单否定GDP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不能妖魔化GDP"、"不能把GDP一棍子打死"等宏文,也频频见诸报端。2003年因此被一些媒体定义为中国的"GDP反思元年"。 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是得益于这个至关重要的经济总量指标年复一年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步步走出了物质匮乏的年代。然而,GDP缺陷在于,它不能对增长的代价、方式、质量、效率以及社会成本做出直观、有效的衡量,更无法衡量实际的国民财富与分配。 在现实中,当社会经济发展被片面地理解、操作为GDP单兵突进式的增长,而资源、环境、教育、文化、卫生、民权、民生等其它社会发展诉求统统要为GDP让路的时候,"GDP崇拜"便酝酿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无法下咽的鸩酒。 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虽然我们实现了全球瞩目的GDP增长,但我们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是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继续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 现实的矛盾也如影随形、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积聚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种现实挑战,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迅速回应。全会首次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把"五个统筹"作为新发展战略的具体内涵。 现实的警示,舆论的疾呼,执政党的主张,最终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汇聚。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与会代表们初步形成共识,对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以《走出"GDP崇拜"误区,"科学发展观"热涌"两会"》为题予以重点报道。在这次会议上,"GDP反思"产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确定为7%――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对GDP的主动下调,要知道,即便是在2003年遭遇"SARS"的困难条件下,中国GDP也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而在1978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国际舆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们同样将评点锁定在"中国摒弃'GDP崇拜'"。 直面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与体认,中国的执政党意志与民间智慧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再一次产生共鸣。然而,知易行难,反思是一回事,真正地超越又是另一回事――围绕"GDP崇拜"的较量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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