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家三代大学生来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教育改革是一种进步，还是不太成功了。”说这话的是宋颂康，江苏省政协委员、民革无锡市委副主委、高级经济师。宋家出了10位大学生，其中有6位是从南大毕业的。昨天下午，宋颂康做客“2006年江苏两会现场直播”节目，围绕高校教育收费话题现身说法，给教育产业化做了个不留情面的“X光”透视。网聊结束后，宋颂康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

    三代人教育费用涨了百倍

    人才济济的宋家，三代人中都有南大校友。“我弟弟插队以后，第一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南大天文系，他入学后一分钱也没花，倒是学校给他每个月14块的助学金。当时家里很困难，他除了吃，每个月还给家里省下2块钱。这是第一代，我用这个数字来注明。”“到我儿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也考上了南大，我给他80块一个月，最多也没超过100块。”“到了第三代，我姐姐的孩子也上了南大，从学费到生活费，一年没一万块下不来……”“从百到千、到万，正好是三个等级。我弟弟是‘百’，14块一个月，一年不到两百块；我儿子是‘千’，一年的费用包括吃住都含了；到第三代是‘万’，对这种变化我一直在反思。”宋颂康说，从百到万是100倍，但人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

    政协委员“自愿”交三万赞助费

    “我孙子上一个重点小学花了三万块。”是真的“愿意”吗？“无奈！但期望值很高，他父亲是南大的，他从小就要打基础啊，这笔钱乐不乐意都得出”。

    宋颂康直言，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学生作为商品在盈利，这是不道德的。“教育绝不能作为一个商品来经营。”他说，市场化也是有误区的，教育产业化便是“泛市场化”的一个例子。政府的教育投入首先应该保证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且既然是义务教育，就应该国家财政出钱，否则就是失信。

    回到高校收费的话题上，宋颂康认为，在确保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兼顾高校的投入与发展。然而，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这三个阶段的投入比例究竟应该怎样确定，从国家教育部到省市地方都没有明确规定。

    “特别是大学，财政对大学的投入正常的应该占到50％左右，但现在一般都没有到位。”宋颂康介绍，这个比例在部属高校基本能保证，而到了省属高校一般只有30％左右，到了市属高校甚至只有20％左右。

    高校已日渐显露三大弊端

    上述问题带来的后果，便是高校日渐显露的几大弊病。一是盲目搞大学城，不计成本地扩张，很多高校只能负债运转。“学校处于这种状态，当然只能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二是贵族化、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现在的大学什么都讲派头，多功能厅、食堂、实验室……越来越豪华。”宋颂康认为，豪华背后的师资与教学质量却未必提档了。他曾经就此提过建议，应该充分关注教育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第三是利用教育产业这一公共资源寻租，腐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教育产业是特殊的垄断产业，没有什么听证，基本靠审批。市场经济的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都能从中找到例证。”宋颂康认为，二三十年间学费从每年几百涨到了上万这个速度是极不正常的。他建议，除了政府要加大投入，还一定要恢复助学机制，让穷孩子不致于因贫失学。

    大学校长直言“治校难”

    昨天，另一位网聊嘉宾是省人大代表，原江南大学校长陶文沂教授。作为宋颂康眼中“也并不好当的大学校长”，陶教授以江南大学为例算了笔账：“我们学校每个学生培养一年的花费大概在一万五多一点，我们的资金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家财政拨款，一个学生的拨款标准一年是6300元左右，大概占到所需支出的40％左右；学生交4000元也就是25％左右。”如此算下来，学校还是有缺口的。陶文沂坦言，另外还有自主招生这一块，5％左右。（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