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4日上午6时10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老人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活证人，而且在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和诽谤时，毅然向日本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毁坏其名誉权。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裁判所下达了终审判决，李秀英胜诉。

    李秀英的中方律师刘惠明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

    3月25日、26日，记者辗转找到了河海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江苏省律师协会国际业务委员会委员刘惠明。

    为“杀人比赛”案搜集证据

    41岁的刘惠明，身材颀长，彬彬有礼，儒雅，干练。

    他的案头堆着杂志、信件和高高的案件材料，其中一份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两名日军少尉“杀人比赛”的资料。

    刘惠明（以下简称刘）：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杀人比赛，两人都杀了百人以上。那时日本报纸把这事当“英雄事迹”报道。我们国家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也有叙述。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出现了什么争议？

    刘：现在，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后辈认为“杀人比赛”根本不存在，提出了诉讼，被告叫做本多胜一，他写的书———《中国之旅》中有“杀人比赛”的记载。同时被告的还有日本的每日新闻社和柏书房株式会社，他们都传播过“杀人比赛”的消息。这个诉讼在2003年4月产生，快两年了，还在审理。我受日本方面邀请，在南京、句容一带搜集证据，翻译资料，并负责回答日本律师团提出的各种问题。

    记：目前有什么新进展？刘：我相信“杀人比赛”存在，并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目前重要的是搜集证据。

    说着，刘惠明打开文件夹，最上面厚厚的是诉讼状。底下是厚厚的日文资料，其中有当年报道此事的日本报纸，也有《中国之旅》的复印件。这些东西都被装订成册，按顺序摆放。

    在日本当律师

    刘惠明原先学的是工科，从事法律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外国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的画面，让他对律师非常向往。因此，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自学法律。1987年，南大法学院第二学位班招生，他终于如愿以偿。1995年，又得到自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1998年，一名日本名古屋离休职员松村俊夫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李秀英等是“假证人”。此书成为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宝书”。日本右翼不仅称李秀英的证词是伪造的，且恶意中伤李秀英受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操纵，给李秀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事情发生后，一批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自发组成律师团，义务为李秀英打官司，刘惠明也是律师辩护团的一名成员。

    记：律师辩护团都由哪些人组成？

    刘：李秀英律师辩护团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大多是日本人，也有少数华人留学生。是他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后，主动要求为李秀英义务打这场官司的。

    记：您是如何参加这个律师团的？

    刘：在日本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在日华人华侨的社团活动。1998年初，在一位留学生的介绍下，我结识了一批帮助中国人进行对日索赔诉讼的日本律师。他们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他们十分需要精通日语和中日两国法律的人，所以我很容易就加入了他们的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加入到对日战争赔偿诉讼的工作之中。

    不久，我接触了731部队细菌战案件，那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对日索赔的案件。我加入了辩护团，参加每月一次的辩护团会议，参与讨论案情，回答有关中国法律的疑问，并承担文字翻译，接待来日作证、出庭的原告团成员等工作。随后，又参与了平顶山惨案索赔案、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损害索赔案等案件辩护团的工作。

    李秀英老人年龄大了，她不可能到日本出庭作证。2001年4月和8月，日本律师团成员两次来南京制作证言录像和书面证言。这些向法庭提供的主要证据，包括李秀英本人及其子女的证言录像和书面证言，都是由我做翻译的。日本法庭比较注重文字材料，每次开庭都要提供代理意见。迄今为止，这一案件经我手翻译的材料有一尺多厚。

    记：您以参与对日索赔的案件为业吗？

    刘：不。这些案子都是自己腾时间，自己掏钱的。比如细菌战那个案子，我帮王选翻译了过去的审判记录，那些资料都是用毛笔写的，难认。加上其他一些资料，大约有8万字，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全部翻译完。只能靠每天少睡一个小时，周末不休息腾时间出来。我每年都要为对日索赔案花掉几万块钱。中日律师之间的聚会、到日本出庭、到全国各地见证人……吃喝住行都是自己花钱，一点报酬也没有。

    记：这么多年，您在这些案件上总共花了多少钱，您想过放弃吗？

    刘：没有，我在日本、美国待过，一个很大的感触是，这两国的精英律师都有理想，会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我想我也应该这样。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澄清历史是我的责任。历史就是历史，不容改写和质疑。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李秀英老人，她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人间惨剧的活证人，她的遭遇都记录在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她作为活证人，从未沉默过，一直坚持向中日社会讲述历史真相。

    澄清历史人人有责

    记：参与对日索赔案的时候，日本律师都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刘：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所以想把战争遗留问题都搞清楚。现在中国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交往国之一。那些律师认为战争遗留问题是中日交往的阻碍，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日人民才可能真正地友好，中日两国才可能真正互利互惠。另外，律师的宗旨是正义和公平，这些帮助打对日索赔官司的律师都是人权律师，他们希望借助这些案件恢复战争受害者曾经被践踏的人性。

    记：他们在各种案件中是不是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当然。李秀英名誉侵权案就是两个日本律师提出来的。1999年，渡边律师和穗积钢律师在日本看到了松村俊夫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书中污蔑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他们马上来南京见了李秀英老人，建议她起诉松村俊夫侵犯名誉权。一濑律师事务所里有一堵书墙，放的全都是关于中日战后索赔的书。他很热心，中国原告去日本都是他花钱。还有土屋公献律师，他曾经担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来中国工作时，中午吃盒饭，一点抱怨都没有。

    记：他们为中国人辩护，有没有受到压力？

    刘：有啊。有人接到过恐吓电话、收到恐吓信，信里面夹着子弹头。不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日本真正的右翼分子并不多。

    记：您以后还会受理类似的案件吗？

    刘：一定会。在对日索赔的圈子里我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我，有什么案子自然会来找我，我自己也很乐意。在李秀英案件胜诉之后，我想很多索赔案都会取得新的进展。迄今为止，涉及到对日的战争赔偿诉讼已有24起，但几乎全是败诉，有限的几起胜诉也很不彻底。国人一般都是从情感上看待、理解这件事，但法律层面上了解得不多。作为一个懂日语和日本法律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我一直觉得有责任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层面上对战争赔偿诉讼所涉及的诉讼时效、诉讼主体、国际人道法、国家赔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