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穷人和富人闹矛盾时，我们有些干部在不自觉地帮助富人；当外地人和本地人闹矛盾时，我们就不自觉地偏袒本地人；当干部和群众闹矛盾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偏袒干部。这样不但不能缩小差距，反而扩大差距，给经济发展人为设障。”

    “外来人口考验管理者智慧：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身上就集中了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记者：去年底，你在昆山市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增强昆山和谐发展的能力时，提到要构建4种和谐关系，即党群干群关系、政商关系、劳资关系、新老昆山人关系，你为什么如此强调新老昆山人的关系？    

    曹新平：外来人口对昆山的贡献不容质疑，没有外来人口，昆山经济必然要受影响。但是，人口的大量涌入，也挑战着城市承载力，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因为，在这62万多外来人口身上，正集中了困扰着我们社会的三大难题。比如，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他身上就集中了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记者：背负着这些差距的人群来到城市，必然引起城市的失衡？    

    曹新平：是的。这一人群给城市带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最直接的压力是社会治安管理。昆山外来人口中80％来自农村，80％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全市刑事案件中82％来自外来人口。他们从偏远的地方走出，中国特有的单位组织机构、乡村宗族社会以及家庭亲情对个人的行为约束机制，对这部分人群起不了作用，如果个人法律、道德意识淡化，在异乡生存又艰难，那么，就很可能沦为犯罪高危人群。

    还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近5年来，昆山外来人口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基本上一年要添一个自来水厂，道路不断延伸，城市不断外扩，每增加一个外来人口，就要增加3.5万元基础设施投入，学校、供电、卫生等等公共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根据专家测算，昆山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极限为180万，以现在人口增长速度，不出3年就会超过这一极限。

    不过，分量最重的是第三个压力。也就是对“和谐昆山”建设的压力。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和谐的政商关系强调的是本地管理者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均衡；劳资关系则是协调企业家与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分配；新老昆山人则是保证本地人与外来者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哪一种关系不与外来人口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亲商、安商、富商’，却忽视了‘爱民、安民、富民’”    

    记者：事实上，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昆山在外来人口管理上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将外来员工纳入城镇医疗保险体系、集中居住工程等等，现在强调对“新昆山人”管理机制的探索，仅仅是出于模式创新的考虑吗？    

    曹新平：这只是一个方面，根本上，我是想通过对“新昆山人”概念的强调及其新管理机制的探索，纠正城市经营管理上的某种偏差。    

    比如昆山，这几年，经济一直保持很快的增长势头，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全国百强县中排第二位。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强调“亲商、安商、富商”，还要重视“爱民、安民、富民”。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穷人和富人闹矛盾时，我们有些干部在不自觉地帮助富人；当外地人和本地人闹矛盾时，我们就不自觉地偏袒本地人；当干部和群众闹矛盾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偏袒干部。这样不但不能缩小差距，反而扩大差距，给经济发展人为设障。记者：昆山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招商引资在政府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强调“爱民”，将老百姓利益摆在突出位置，会不会因此影响引资速度，比如，出于对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放弃一些项目？

    曹新平：“亲商”与“爱民”之间，非但不冲突，反而是相互促进的。我一直认为，“亲商”要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亲商”强调的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契约关系，包括诚信经营、善待员工、依法纳税、保护环境、安全生产。而“爱民”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服务关系，它包括推动居民生活福利增长、创造就业与创业的环境、搞好社会保障等等。如果企业不善待员工，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保障了居民的生活权益？

    “我希望工会在昆山的覆盖率能够达到100％”    

    记者：在昆山对外来人口新管理模式探索中，我们发现特别强调借助工会、妇联、工商联等组织的力量。    曹新平：是的，一方面，因为劳资纠纷是外来人口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把这一点解决了，外来人口给城市带来的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这类问题的解决中，工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这类组织可以用更符合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政府完成自己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劳资纠纷上，工会可以建立一套预警体系，并在某些问题上实施自行维权。

    我希望工会在昆山的覆盖率能够达到100％。因为，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工会应该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社会各界不容忽视的组织力量。这是建立城市和谐关系可以依赖的一种力量。（郝洪　杨晴初）